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08.05.2017 13:10
本文来源: 档案局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牢固树立核心意识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始终保证我们党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对于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广大档案工作者要在思想上充分信赖核心，感情上深刻认同核心，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党史表明，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由于历史原因，直至经历延安整风，特别是1945年4月六届七次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才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31年，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下，王明一步登天，成为政治局常委，后代理书记，同年9月，王明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王明等人在党内推行教条主义，危害长达4 年，影响长达14年。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王明回国，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以钦差大臣自居，虽然口头上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思想上、感情上并不认同，惟我独尊，我行我素，不断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发出挑战。王明在讲话和文章中公开批评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由于王明的“学院派”背景与“国际”背景，又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其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为了在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教条主义的危害，1942年开始，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王明对整风运动始终抱着抵制态度，直至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系统总结后，才彻底宣告了王明路线的终结，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同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权威需要依靠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来维护。要通过“四个服从”来体现。这方面，我党历史上也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1960年，毛主席在接受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斯诺问：您一生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回答：“那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濒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从历史上看，张国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犯分裂党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因反对国共合作，落选中央委员，心灰意冷地回到北京，与杨子烈结婚，由于叛徒的出卖，张国焘被捕。尽管他自己后来在写《我的回忆》时标榜自己经受拷打，坚贞不屈，但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924年6月9日，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文稿中，明确记载了他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长征时期，1935年6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两万人。会师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北上路线”，而张国焘坚持错误意见，与中央背道而驰，率四方面军及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南下。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市卓木碉开会，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张国焘南下失利，其所犯错误在经历批判和组织处理后，1938年借祭黄帝陵之机出走，投靠了蒋介石。为消除张国焘出走的负面影响，中央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毛泽东同志特别重申了组织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对党绝对忠诚
共产党员讲党性，就是要把党和党的事业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做到“对党忠诚必须纯粹”。近段时间，省档案局配合省委党校筹办党性教育主题教室，从中央档案馆仿真复制了80多件党史档案，省档案馆也将提供30多件党史档案。这些档案中，从安徽走出去的陈独秀父子，特别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档案，王稼祥、王步文的手稿档案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党的“五大”上曾同时当选中央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接二连三对国民党右派妥协，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遭到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党的会议上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陈乔年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延年、乔年兄弟对党绝对忠诚，在父亲和党的事业之间，心无杂念，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从我省走出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样为我们树立了对党绝对忠诚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召开时，正值长征途中，未能留下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上世纪50年代，我党从苏共中央接收了一批档案，其中有一份陈云同志拟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稿，即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为唯一的原始档案。据考证，遵义会议并没有投票，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讲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并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王稼祥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是1925年一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学。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对党绝对忠诚，认识到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危害，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在同学和党的事业之间，心无杂念，做出了正确选择。
王步文同志1931年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同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5月慷慨就义。王步文被捕后，为党的事业坚持到最后一息。他在狱中接到上海明日书店出版他所编写的《社会运动辞典》一书稿费后，还向爱人方启坤交代说：“当（党字谐音）用则用，家里少用，特别要帮助穷苦兄弟（即受难同志）解决困难”。省档案馆馆藏有王步文烈士就义前一小时写给父亲和妻子方启坤（化名复苏）的遗书，他写道：“复苏爱妻，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其子），以继予志”。王步文同志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在亲情与党的事业之间，心无杂念，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伟大的事业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把全党凝聚起来、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各级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工作者要把牢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忠于党的事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本文来源: 档案局
08.05.2017 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