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米找万里"

  　　农村改革打头炮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前担任冀鲁豫区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

　　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在赵紫阳主持下，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取消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继而内蒙古等地也跟了上来。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即由此而起。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8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的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在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主持下，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6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3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代用品烧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缴，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家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

　　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增产，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形势下，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打破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暂行规定》就计划体制改进、改革工作包括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利用外资外汇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外贸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国民经济的平衡等12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个字。"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如何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赵紫阳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3页。

责编：李新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