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如何摆脱“低端”困境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产业领军人才、高层次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在电信行业，现有高端技术人才占全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仅有0.14%;在海洋领域，我国在世界海洋专家数据库中登记的技术专家不足百人，不到全球总量的1%;在电子信息产业中，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比例仅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0%至40%之间。
本科院校转型引关注
本科院校转型，目的是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使毕业生既接受系统的理论训练，又有一定的技能。
此次国务院《决定》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赋予了职业教育更为繁重的时代使命，把原来的职业教育包括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包括专科阶段的职业教育，扩展到包括本科阶段的职业教育，以及研究生阶段的职业教育。
国务院在《决定》中明确，要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
为贯彻国务院《决定》，6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公开表示，按照总体部署，目前已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将重点抓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继续教育沟通，推行学生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引导和支持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本科高校转型等关系学生成长成才成功、就业创业创新等系统性制度建设。
本科院校转型，目的是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使毕业生既接受系统的理论训练，又有一定的技能。有了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人才，就连接了已有的中职、专科层次的高职和侧重应用性的专业硕士，构建起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为技术技能型人才打通上升通道，使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得以打破。
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问题，以及部分媒体所称要推动600所本科学校转型的说法，教育部公开回应称“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国务院《决定》提出要推动一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转型发展的核心是要建立中国高等学校的分类体系，对高等学校实行分类管理。要实行分类，先从现有的本科高校划出一部分，推动它们逐步地、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转型的这些学校可以是新建学校，也可以是办学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可以是学校里的绝大部分专业都转型，也可以是其中一部分专业转型，面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教育部还表示，鉴于未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将从高中和大专拓展到包括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这两个阶段职业教育的具体政策，教育部目前正在进行专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同时，尽快建立健全督导评估制度，将推进重大改革、健全办学标准等作为督导评估重要内容，结果作为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职业院校绩效考核重要依据;建立督导检查机制，按照《关决定》确定的任务分工和时间要求，定期对各地贯彻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欧洲许多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应用技术型大学，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技术大学对华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莱汉瑞说，应用技术大学是德国高校体系中一个自成一体的支柱，德国7所著名的应用技术大学组成了精英联盟。荷兰斯坦德大学副校长戴豪易克说，荷兰70%的大学生就读于职业技术类大学。美国24个州的社区学院允许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
2013年6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黄淮学院等35所高校发起成立“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这35所院校均为2000年以后由专科升为本科的。目前，还有200多所高校申请加入，正在等待审查。十多所教育部所属高校包括“985”“211”高校，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联盟的工作。这一联盟正在加强自身建设，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新机制，推动建立产教融合和协同创新机制，正在筹划与欧洲技术大学联盟进行合作。
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经行动起来，上海市建立了高校分类管理体系。河南省、山东省分别安排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专项经费2亿元、1亿元。广东省专门设立了“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工程”支持转型发展。
转型须以就业为导向
政府部门要着力消除一系列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取消高校招生的批次设置，让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平等竞争。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袁振国认为，一直以来，在用人机制上，政府和社会尚未给职业院校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待遇、职称、职务等方面仍存在政策性歧视。一些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宠爱过度，而对职业教育却看不起、甚至漠不关心。这些现象和问题都严重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据熊丙奇介绍，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最高只有高职层次，高职毕业生要进一步深造，有诸多现实条件限制。而在国外，职业教育不但有本科，还有硕士和博士，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当然有利于改变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的局面，但仅仅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而不解决困惑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职业教育的前景还不容乐观。因为就算是职教博士，或许也会被认为比学术博士要低一个档次。”
熊丙奇表示，现在我国职业教育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上升通道的问题。畅通上升通道本身只是一个学历导向，并不一定能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来说，应该以就业为导向，而不是以学历教育为导向。事实上，我国一些职业院校不以就业为导向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而是热衷于升为本科院校，这就是学历导向的结果。如果这种办学导向不变，接下来职业院校会热衷于申请硕士站点甚至博士站点，结果是职业教育的研究生规模体量增大，但却偏离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办学定位。这与国家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职业教育是背离的。
熊丙奇认为，要让职业教育摆脱低端教育的困境，必须对症下药。首先，政府部门要着力消除一系列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取消高校招生的批次设置，让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平等竞争。如果职业院校的招生被放在普通院校之后，职业教育的地位就不可能提升。其次，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把自主办学权交给职业院校，这才能让职业院校有清晰的定位，并办出特色，培养出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
另有业内专家称，多年来，职业教育办学自主权得不到扩大，学校体制僵硬，办事行政化倾向严重，职业院校治理缺乏章法，这也是职业院校办学活力不够的重要原因。因此，《决定》提出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职业院校要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推进校长聘任制改革和公开选拔试点。坚持和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要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不能用行政力量，也不能指望利益因素，而应该改革职业院校的经费保障体系、校长选拔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职业教育家办学，让职业教育从教者有对职业教育的高度认同，有教育的理想，安于在职业教育领域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
(责编：张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