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骆驼”与“红顶徽商”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我们现在对李鸿章的理解，主要是在军政、外交和洋务运动这些层面上。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善于调和的人，他在封建的铁幕中为近代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走了一条新路。” ——吴胜

　　“徽骆驼”李鸿章

　　在吴胜口中，左宗棠是匹“湘骡子”，原因是他性格直、严峭刻深，脾气也大；而李鸿章则是头“徽骆驼”，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平生遭到八百多次的弹劾，但恒能忍辱负重、气量非凡，且性格诙谐，喜欢调侃人。

　　就此吴胜说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手下一个叫鲁白阳的小官。这个鲁白阳是淮军名将聂士成的亲戚，但在淮军中久不得志。他知道李鸿章和左宗棠关系不佳，于是偷拿了淮军账本深夜投奔左营，大约是账本上有淮军的不法记录，想以此邀功请赏。但左宗棠见事极明，话也说得漂亮，“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便打发鲁白阳回去了。李鸿章得悉后，深恨鲁白阳。后来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鲁白阳选定李鸿章上班必经之地，死乞白赖站了一年多，天天让李鸿章看到。有一次李鸿章忍不住说“趣行勿溷”，意思是赶紧走吧，别烦我了！但最终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外省的职位。时人既佩服左宗棠之度，更钦佩李鸿章之量。

　　最大的红顶商人

　　在谈到李鸿章对于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时，吴胜笑称：“大家都说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但我觉得李鸿章才是中国最大的红顶商人。”

　　当李鸿章率领淮军历经长年苦战打败太平军和捻军后，麾下人才济济，汇集了当时的精英人物，李鸿章与这样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力倡导洋务，力主向西方学习，开一时风气之先，在中国率先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与民用企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十年之久。

　　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李鸿章首先创办的是为其淮军体系服务的军工企业，并始终投入了最大量的资金和精力，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只是船坚炮利，而是拥有近代化的工业体系，进而提出办工矿业是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兴衰的大事，是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良方，从而推动洋务事业向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业等行业扩展。

　　李鸿章提出的目标也由“图强”转变为“求富”，这种观念上的巨大提升，是当时中国最先进阶层的一次蜕变。“简而言之，就是先办军事工业，在创办过程中又发现种种不足，从而转向对公共事业、基础工业的开发，这同西方一些国家的近代化路子是相通的。而上面所说的这些企业的创办和运营，都是李鸿章直接影响、决策的，比如我们熟悉的轮船招商局，就是他冲破阻力创立的，并且也是他聘用了像朱其昂这样的红顶商人，他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董事长，所以我才说他是中国最大的红顶商人。”吴胜这样总结道。

　　“官督商办”的缔造者

　　李鸿章不是商人，但官督商办是其发明创造，集中了其建立近代经济体系的思想精髓。

　　吴胜强调：“官督商办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么简单，这是需要大智慧的。‘官督’使得封建统治者能够接受；而‘商办’也是有着一整套的章程，比如说，给商人10%的保底分成等。当时中国融资的成本也就是10%，所以首先保证了商人的利益。”

　　然而，官督商办这种体制，从外部看有“官督”，从内部看有股东大会和商董之间的相互制衡，此外还设立查账董事，但是查账董事并未得到落实，而且李鸿章远在天津保定，只能在(轮船招商)局务大政方针上加以批示，不可能事事过问，对股东大会和商董几乎起不到牵制作用。早期决策者唐廷枢、徐润的权力基本不受制衡，发展到后来的督办盛宣怀更是一手遮天，导致决策者的腐败行为。

　　“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用人浮滥，招商局雇佣人数是同规模外企的三倍；二是损公肥私，比如1879年(轮船招商局)汕头分局发生侵吞公款案，李鸿章不得不亲自进行处理；三是账目不清，唐廷枢挪欠公款7万余两，徐润在宣布破产时亏欠16.2万余两，后来一度让偌大的招商局连现银都没有，几乎倒闭；四是海难频繁，由于管理混乱，仅1883年一年之内，便连损‘美利’、‘兴盛’和‘怀远’号三条江海大轮。”吴胜补充道。(蔡威 祖俊 李云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