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农委官员：禁烧像一场战争 依旧迷雾重重
秸秆禁烧曾像一团迷雾
禁烧之下，还有秸秆在田间燃烧。
提到秸秆，没几个人比李祥的感情更复杂。他曾是合肥市农委能源办的负责人，与秸秆打了十几年交道。今年，他调任合肥市农委农机局，依然与秸秆为伍。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李祥眼中，秸秆禁烧就像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里，人们都在奋力向前，但似乎依旧陷入重重迷雾中。
宝物成麻烦
“秸秆以前可是个宝。”李祥说，烧火做饭、饲喂耕牛，能盖房也能积肥。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煤和液化气的普及、化肥的广泛推广，秸秆渐渐成了“废弃物”。由于午季生产茬口紧张，农民为了省工省力，大多选择一烧了之。
1998年，合肥市政府出台《关于控制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意图通过项目的方式，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李祥说，当时的心态是乐观的，“他们想的办法是秸秆田头窖堆腐还田、快速腐熟还田，还扶持秸秆生产食用菌、发展养殖业。2002年起，每年市里下达县区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指导性计划，按30元/亩给予补助。”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
“抢收抢种就那么几天时间，把秸秆打包搬走费工费时，根本耗不起。”肥东县长临河镇农户老张直言，一把火烧掉最省事，烧完还能作为地里肥料，一举两得。不仅农户说不通，基层干部也没有积极性。“烧个秸秆多大事啊？每天村里的大小事都忙不完呢。”
秸秆用起来就不会烧了，这个思路似乎被打上了“死结”。
无奈的妥协
2005年，合肥的秸秆惹了个大祸。因为近城区的农民集中焚烧秸秆，烟雾导致骆岗机场多个航班受影响。合肥市政府通过媒体公开向市民道歉。秸秆禁烧到了动“真格”的时候。
合肥开始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组织县（区）、乡镇、村组干部死看硬守，严管重罚，口号就是“重点禁烧区不燃一把火”。肥东县长临河镇四顶社区书记康红星当时还是四顶村的村支书，他记忆犹新，“任务下达后，问题说得十分严重。一旦发现火点，村民要被罚款，村干部要被问责。”
村里所有的干部都上阵了。发生火点数、群众举报数、现场灭火数、现场处罚数……值班人员都要一一上报，但效果甚微。“刚扑灭一个火点，转个身，农民又点上了。”康红星说，农民的抵触情绪很大，当他劝阻时，农民会反问“不烧怎么办？”这让他无言以对。
村干部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互相交流时，甚至一度想出诸如气压低的时候不要烧，晚上不要烧，不要集中烧，与农民妥协。彼此心照不宣，祈求不会给空气造成麻烦，引发恶劣的后果。
灰心的现实
“堵”解决不了问题，思路又重回到了“疏”。合肥市农委副主任戴文刚告诉记者，他们为秸秆的出路规划了路线图：农业化、能源化、工业化综合利用。为此，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补助政策，扶持秸秆收购、加工和还田利用。鼓励农民搬运秸秆离田，还发动企业到重点禁烧区收购秸秆。
2005年，康拜工业园项目在经开区正式启动，由上海康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合肥三家本土公司共同投资。每年，康拜公司都向社会承诺收购秸秆3万吨。可到了2009年，这家企业却悄然停工。公司高层称“亏损太严重”。
这似乎反映了秸秆综合利用面临的共同困局：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庐江凯迪生物质能发电厂燃料采购主管王振就坦言，如单靠收购秸秆原料发电，无法完成盈利。只有结合国家的相关补贴政策，才能基本实现平衡。
虽然想了诸多办法，但现实还是让人灰心。从2005～2009年，每年5月10日至6月25日的重点禁烧期内，城区空气质量平均每年轻微以上污染天气达8天以上，占17.4%。而在媒体的监督和禁烧办的督查中，一批镇村干部被处理。市民在抱怨，农民有抵触，秸秆禁烧在很多工作人员来看依然是吃力不讨好。秸秆禁烧犹如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难受，但搬也搬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