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崛起：安徽发展的经济学思考
一、安徽快速崛起的深层原因
探究安徽近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从客观上看，一是在产业梯度转移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安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二是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作为人口、土地、矿产大省的安徽在人口、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拥有较丰厚的人口、土地红利和较大的发展空间；三是近几年国家的宏观政策环境对安徽有两大利好，一方面宏观产业政策重视农业、基础原材料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安徽有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政策从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化，实施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上述产业、区域政策的转化对安徽均十分有利。然而有区位优势的省份、资源丰富且人口众多的省份在全国有许多，国家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区域战略并不只对安徽起作用。从更深层次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两大因素的深刻影响，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是安徽最夺人眼球的特色：(1)涌现出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与自主创新企业。 2013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2018家，居全国第7位、中部第1位。(2)创新载体建设成效显著。 2013年全省国家级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达109个，加上省市两级各类创新平台及大量的孵化器，为科研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重要载体。(3)创新投入与产出大幅度增加。 2013年，安徽全社会R&D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8%，比2008年提高0.7个百分点；授权发明专利量增长38.3%，增幅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4)区域创新体系逐步完善。以合肥国家创新型试点市为核心，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为重点，以数十座大学、几百家科研机构、十余个高新区、数千个创新型企业为节点，国家技术创新试点省建设复盖全省。产学研一体化、转化平台载体和技术市场与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9位、中部第1位。
具有更为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是安徽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大量探索：(1)农村改革迈出三大步：即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加上林权制度、小水利制度、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发展劳务经济、专业合作社等，安徽农村制度创新好戏连台；(2)以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稳步推进。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退二进三、依法破产等多种形式推进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中小国有、集体企业退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普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按国际惯例调整优化政策体制；逐步建立健全企业与城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实行简政放权，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3)战略平台建设卓有成效。从皖江开发开始，安徽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带、合芜蚌实验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皖北振兴(中原经济区)、大别山扶贫开发等区域发展的战略平台；持续推进“861工程”；开展央企、民企对接活动；建立16家国家级开发区和上百家省级开发园区。每个平台都实行新的体制机制，成为引领各地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增长极。 (4)财政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实行省级财力下沉、乡财县管、财政省直管县；以民生工程为平台，推进财政支出改革；以城乡信用社改革为契机，建立并逐步完善地方金融体系；支持省市县担保体系建设，缓解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培育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 2013年全省上市公司达78家，居全国第十、中部第一。(5)医疗卫生改革成效显著。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规范药品招标制度，实现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的全覆盖，引起全国广泛关注。
二、创新经济学的安徽例证
创新经济学认为，创新—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过程，是制度演进、技术变革、社会和文化进步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从技术、制度、文化及社会等各因素共同作用中去理解。创新经济学重视环境因素变化等动态因素影响的研究，深化技术进步等内生因素的研究，突出技术和制度两大核心因素的研究，强调核心竞争优势的获取与保持。运用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创新是促进安徽经济快速崛起的根本因素：
1、技术创新引领安徽经济加快增长。
熊彼特认为，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包含采用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实现新的组织，把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理论更进一步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有限资源。技术创新在引领安徽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装备、新管理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传统产业得到改造提升，新兴产业成为安徽重要增长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
2、制度创新推动和保障安徽经济崛起。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规则及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推动社会进步。从安徽实践来看，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在推动经济加快崛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农村的承包制和城市企业改革激活了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促进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培育，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二是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作的大量探索，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逐步协调，促进了发展环境的逐步改善。三是农业改革解放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的集体土地流转，使安徽的人口、土地红利得以充分发挥。四是以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在全国较早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较早推进创新推动战略，较早着力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典型企业，相继启动了“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等建设，实施创新型产业升级、创新型企业培育、创新人才集聚、创新载体建设、创新平台建设和创新环境优化“六大创新工程”，为推动安徽全面转型、加速崛起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五是各类战略平台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各地发展的空间。皖江城市带、合芜蚌试验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皖北振兴及各类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等战略平台的建设，成为引领各地发展的增长极。
3、企业家与政府是推进安徽崛起的两大重要创新主体。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弗里曼则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技术创新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只有创新型政府，才会形成创新型的制度、创新型的文化。弗里曼的理论在安徽得到生动的证明：“奇瑞现象”是安徽“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在政策夹缝和艰苦创业中诞生；自主创新、文化产业等安徽现象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为寻求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共同推动而形成的；皖江、合芜蚌等战略平台是安徽较好地运用了政府“看得见的手”，利用过渡期体制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建立起来的。
4、区域创新系统强化安徽的区域竞争优势。区域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由多维空间因子决定的复杂地理过程。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而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有利于培植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增长源，提升区域竞争优势，而这最终体现在区域在国家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本世纪以来安徽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大变化，就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极大地提升了安徽的区域竞争优势，使安徽从要素净流出地区转变为要素净流入地区。本世纪以来安徽利用省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占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般在30%以上，高者可达50%以上。可以说安徽现在的快速增长，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外部要素的流入。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才、资本大量外流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形成了天壤之别。
三、安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
安徽经济当前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1、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撑点将逐渐弱化。一是人口红利面临转折点。由于连续三十多年的人口低生育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加上一千万人口外流，使安徽较早遇到了“刘易斯拐点”，“用工难、用工贵”成为较普遍现象。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1998年安徽比全国早两年进入老年社会，全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五普”时的7.6%、“六普”时的10.2%上升到2013年的10.8%。二是土地红利空间受到挤压。随着国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采取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先安置再拆迁、确定土地最低转让价格等调控措施，大大压缩了土地红利的边际空间，土地复垦、占补平衡难度加大。三是改革红利弱化。面对中等收入阶段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及境外敌对势力挑衅，改革让位于维稳。尽管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却是地方党政的第一责任。前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强化了中央集权和政府管制，市场机制作用受到严重制约，要素市场严重扭曲，“玻璃门”“弹簧门”问题屡见不鲜。因收入分配改革滞后及腐败现象滋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四是开放红利缩小。在国家宏观产业区域政策实行普惠制背景下，安徽各国家级、省级战略平台及开发区原享受的有限政策优惠所剩无几。上述支撑因素的直接影响是导致安徽比较优势的弱化。根据发展经济学雁行模式理论，资本与产业总是从比较优势低的地方转到比较优势高的地方，而安徽产业已出现对外转移加速趋势。
2、经济趋缓成为常态，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已告别两位数增长，安徽自2010年三季度以来也已连续14个季度增速回落。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表现在：一是投资消费失调。安徽投资率过高在全国名列前茅，2008年至2013年各年投资率分别为0.765，0.921，0.966，0.80，0.875，0.959，远高于世界平均20%和全国平均40-50%的水平。投资增速趋缓，增长乏力；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2000-2011年间，我省城镇化率提高16.8个百分点，但同期居民消费率却由37.1%下降到33%，远低于全国44%的平均水平。二是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矛盾凸显。2012年我省钢材、水泥、平板玻璃、房间空气调节器、彩色电视机等的产能利用率分别76%、66.3%、82.1%、77.9%、63.9%，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艰巨。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节能减排任务艰巨。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倒逼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压力增大。2013年，全省单位GDP电耗不降反升，比上年增长1.7%。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耗能增长6.3%，工业去高耗能化任务艰巨。四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尽管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绝对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皖北地区与合芜蚌试验区、皖江示范区相差悬殊：皖江示范区农民工资性收入是皖北地区的1.3倍，工资性收入比重接近城镇，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而皖北农民收入仍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体。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6000元的10个县主要集中在皖北和大别山区。从全省看，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乏力：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计划；国务院2013年2月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隔一年未见实质性进展；从近两年情况看，完成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难度很大。
3、粗放型、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过于重视外延扩张，铺新摊子、建新区，在财政增幅回落、土地收入减少、刚性支出增加、偿债高峰到来“四碰头”情况下，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地方债务隐患加剧。土地等资源的粗放使用相当普遍，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逐步减弱：2010年安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有全国的58.2%，中部6省排名倒数第一。从资本投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6倍，GDP增长1.9倍，2001-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3倍，GDP增长2.1倍，投资效果系数由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平均0.47，降到2000年以来的年平均0.25。 2013年安徽人均GDP相当于全国75.6%，在中部低于湖北、湖南、山西。从实践看，过去那种拼投资、拼消耗、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经难以为继。
四、推进制度与技术创新是唯一选择
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非均衡的过程。创新永无止境，表现为原有组合不断被破坏，新的组合不断产生。经济运行在“创新”的推动下具有周期性波动的性质。与全国一样，安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阶段。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与技术创新，成为安徽经济转变方式、提升结构、打造经济崛起升级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1、以制度创新强化经济体的活力和动力。安徽前期的快速发展较好地利用了政府制度的优势，反过来深化改革需要克服政府干预过多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这一核心，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弱化微观管理职能，进一步放权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强化规范市场监管，加大社会管理和服务，提高宏观管理的效率，解决层级过多、机构重叠和人浮于事等问题；二要完善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三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四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地方立法体制，强化权力运行监督体系。
2、以制度创新创造新的人口和土地红利。针对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及人口形势的变化，要通过制度创新，着力完善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一是围绕土地集约使用，改进土地增量管理，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强化资源用途管制。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解决农村建设资金缺口，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三是实施人力资源战略，着力形成新的人口优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继续教育发展，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推进人口城镇化，完善就业、创业体系，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升压力。
3、以制度创新释放需求潜力。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单一靠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共同作用转变的主要途径：一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围绕人的城镇化，增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就业需求；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三是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
4、以制度创新促进结构调整。围绕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进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抑制产能过剩，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二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节能、环保、安全市场准入标准，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防范、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调整国有企业发展方向。
5、以制度创新重塑开放红利。适应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一是着力完善公开、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创造利用外资、技术新优势；二是针对制造业产业转移高峰期已过的新形势，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承接服务业转移和技术转移；三是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利用国家外汇储备优势及政策支持，扩大对外投资，争取海外投资红利，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和国际市场，促进过剩产能的消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6、以制度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安徽已迈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安徽崛起的升级版，一是要充分利用好技术创新试点省及合芜蚌试验区等战略平台，进一步建立市场导向的鼓励创新机制，实行产学研相结合、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建立以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长效机制；二是要突出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增长源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三是要围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投入产出率，尽快缩小与全国特别是发达省区经济效率的差距。
(作者单位：省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