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暨南校训“忠信笃敬”

      暨南的校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归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他深切感受海外华侨爱国情深,并认识到举办华侨教育之不可缓,遂召见各埠华侨“劝其就地兴办学堂培养子弟,并戒其勿染外洋习气”。
　　次年9月,南洋查学委员钱询和专门司行走董鸿?受清廷学部之遣,再往南洋等地考察华侨办学情况。这些人回国后大力鼓吹让国内高校招收侨生的必要,同年,端方上书清廷收取侨生被批准。
　　从此,暨南大学作为中国华侨教育事业的摇篮,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交往的一条文化桥梁。百年来,暨南园几经坎坷,但是始终没有舍弃“暨南”之名: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福建,直至定于广州,“暨南”作为一种信念和理想,一直被不同时代的暨南人传承着。也正是对这种信念和理想的执著,海外赤子纷纷负笈暨南,今天在回顾百年来暨南大学的收获时,暨南人可以自豪且欣慰地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暨南学子的身影。
      暨南的校训
　　 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所有大学都在加强自身的精神文化建设,其精神文化反映了该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它的办学追求,而最能集中体现一所大学精神文化的莫过于它的校训了。校训作为对学生的一种期待与要求,同时也是对全校师生员工的勉励性训示,长久地存在于学校的集体意识里。暨南的“忠信笃敬”校训同样是历史和文化经沉淀后的结晶。
　　那个年代诞生的很多高等学府在制定校训时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执著地在传统中寻求精神资源,从厚重的中华文明中寻找力量。比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取材于《易经》上乾坤二卦辞;私立学府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出自《论语・子张》;国立暨南大学的校训“忠信笃敬”,源于《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旨在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行与人生修养的熏陶。校友叶毓光在《南京暨南学校杂忆》中述及:“立身忠信,行笃敬,校训谆谆诲我曹。”
      如果我们将西方名校的校训和中国高等学府的校训作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西方高校的校训一般为拉丁文格言,讲的是客观真理,注重求知求真;中国高校的校训往往讲主观修身,首先注重的是育人。比如,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上帝乃知识之神”(原文为拉丁文“Dominus Illuminatio Mea”。英译为“The Lord Is My Illuminattion”)。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明”(英译是“Truth and Light”,其拉丁文原文为“Luxet Veritas”);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其原文是一个拉丁文的德译本:“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英译为:“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校训首先强调做人,也就是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学子。前文所说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校训,和国立暨南大学的“忠信笃敬”一样,着眼于学生的人格培养。
　　清政府当初准许端方开办暨南学堂,主要出于“宏教泽”、“系侨情”和“弥隐患”的考虑。如果要用最简练的文字来概括清廷所想弘扬的“教泽”,恐怕就是暨南的校训“忠信笃敬”了。作为儒家思想精髓的一部分,“忠信笃敬”的提倡,其目的是展开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继承和发扬至圣先师的道德风范。
　　随着时代的发展,暨南人在秉承传统时,又赋予校训新的意义,不断充实校训的时代内涵。无论“忠信笃敬”的对象如何改变,概括起来,“忠、信”着眼于为人,“笃、敬”着眼于为事,都是在精神层面探讨问题。正如暨大文学院著名学者蒋述卓教授在谈到暨南精神时所说的那样,“暨南的命运总是跟国家的命运血肉相连,暨南几度被迫辗转迁移,甚至被迫撤销。物质性的东西丢失了,但是传统的精神却被暨南人拾起来,并不断传承下去”。百年来,也正是带着这份为人为事的执著与虔诚,暨南人才会坦然地走过无数风雨,迎接新的时代与新的挑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