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问渔——渔民上岸后出路在哪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海的渔业资源还相当丰富。传统的东海四大鱼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不仅支撑着沿海渔民的生活，也丰富着南北各地居民的餐桌。

　　现如今，即使祖辈生活在海边，靠捕鱼为生的渔民，谁家饭桌上能摆上一条野生大黄鱼，那都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更多的时候，渔民们凭着运气捕上来一条，也都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去。

　　回想起来，“危险”的信号很多年前就有了：人们不得不将出海的时间一次次拉长；最后又不得不开着渔船到更远更危险的外海去；再后来，外海也捕不到多少鱼了。最后，东海“无鱼”成了不争的事实，且以不同的方式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这不仅仅是一个有鱼没鱼的问题

　　在浙江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打了30多年鱼的李忠德退休了，又在石浦港码头一艘观光船上寻了个厨师的活儿。“一九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打大鱼啊。有一次一网下去4万箱，一箱就是40斤，都是黄鱼啊，高兴得不得了。后来鱼都没有了，公司也倒闭了。”李忠德坐在船舱里，思绪万千。

　　3月26日，石浦港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印有象渔运（供）标识的船舶密密麻麻地挤在码头旁。“现在不要说渔汛了，大黄鱼都成古董了。”老李摇摇头，抽起了烟，“今天不吃子孙鱼，明天子孙有鱼吃。捕鱼是不能赶尽杀绝的。”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象山渔民就提出了休渔的概念。1979年，浙江省率先在禁渔区线外实施群众渔业三个月伏季休渔制度。1995年，这项举措上升为全国性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并延续至今。

　　然而，现实并非如老李期望的那样。因为利益的驱动，人们照样下海，马力越来越大，设备也越来越先进。一些蚯蚓大的小带鱼、硬币大的小鲳鱼、红泥状的幼虾来不及长大就被捕了上来。这些“废品”的数目是惊人的，以海洋渔业大省浙江为例，每年300万吨的捕捞产量中就有100万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被当作饲料鱼或加工成鱼粉。

　　矛盾终于在前些年集中爆发了。在那个本该因出海而忙碌的季节里，上千艘渔船却停在温岭钓浜港。渔民们聚在一起抽着烟，到处弥漫着一股焦虑的情绪，“海里没鱼了”。

　　事实上，无鱼可捕只是大海传递给人们的一个信号而已。据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2014年调研发现，东海渔场资源衰退的情况远不止此。

　　“有的鱼类产卵场遭到了破坏，有的鱼类在回家产卵的路上就被歼灭了，有的鱼类产下卵却无处附着，因为海底水草没有了，还有些鱼索饵场都破坏了，越冬场也没有了。”在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童加朝看来，海洋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有鱼没鱼的问题，而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甚至触及了生态红线。

　　“我们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动物，浮游动物吃植物，它的食物链是五层结构。现在很多人说，全国包括我们浙江海产品产量还是那么多。是有那么多，是因为这个食物链结构里面，你越往下捕它的资源量越大。可是大鱼现在没有啦，大黄鱼我们以前是17万吨，现在不到3000吨。现在虾蟹的产量都起来啦，那就往下走。以后虾蟹捕完了就捕浮游动物，浮游动物捕完了捕浮游植物，整个营养层都在往下走，这是整个海洋生态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童加朝说。

　　 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诱因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就明确指出，水域污染导致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人类活动致使大量水生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三个主要方面。

　　童加朝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工业污水，城市生活污水，包括养殖面源污染，都对海洋生态的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破坏。童加朝说，海洋具有末端性，“我们这里长江、钱塘江、瓯江等8个水系入海。千条大河入大海，海洋是末端。所以某种意义上，海上没鱼是整个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结果。海洋有它的特殊性，它的污染、荒漠化是肉眼看不见的。”

　　与此同时，随着涉水工程、海洋石油开采、水上交通运输，拦河筑坝，以及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填海造地等工程建设，水生生物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浙江海洋与渔业局副巡视员严寅央年轻时当过渔民，如今看着千疮百孔的海洋他非常痛心。他说，渔民强烈的致富欲望与海洋资源之间的矛盾也已摆在了面前。

　　“严重的产能过剩。”严寅央说，“就拿我们浙江渔场来说，每年的最大可捕量应该在200万吨左右，实际上每年都超出100万吨。”

　　“一个是捕捞能力严重失控。我们有2.2万艘合法渔船，还有1.2万艘‘三无’渔船。还有一部分渔船存在着大机小标现象，就是船标号是200马力，实际上有400马力。还有大型灯光围网，本来3000瓦的，他装了5000瓦、6000瓦。鱼是有趋光性的，结果灯一照它全部都上来了，一网打尽。违规网具的杀伤力也很大。那些绝户网连虾子进去都出不来。还有电脉冲的电量太大了，结果很多小鱼小虾直接被电死了。”严寅央说。

　　除此之外，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也给海洋资源带来了挑战。从风帆渔船到机帆渔船再到机动渔船，从木质渔船到钢质渔船，从人力起网到自动起网，从看水色找鱼群到垂直鱼探水平鱼探，从凭经验驾船到雷达导航再到卫星定位……科技的每一次应用，都意味着海洋捕捞能力的重大突破，同样也就意味着对海洋资源的索取能力更强。

　　 政策影响的“两面性”带来新困局

　　早在1987年，为了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国家就对海洋捕捞渔船实行了“双控”制度（船数和功率数）。2002年又全面启动了沿海捕捞渔业转产转业工程，这是继1995年我国海域全面实施伏季休渔制度，以及1999年开始的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后，保护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的又一重大措施。

　　而在“双控”制度出台之前，《渔业法》就明确提出了“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除此之外，海洋渔业部门基于“放鱼类一条生路，为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找一条出路”这一朴素思维开展的增殖放流活动，力度逐年加大，也为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发挥了很好的效力。据统计，仅2014年全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10.8亿元，放流各类水产苗种及珍稀濒危物种达343.4亿尾（只），不仅促进了渔业种群资源恢复，还改善了水域生态环境。

　　应该说，这些举措的实施，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海洋资源的持续性，使得这条生物链目前还没有呈现出断裂的状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政策带来的影响也呈现出了“两面性”。

　　“比如说1万条船，每条100马力。现在我把船的数量减少，功率加大，5000条200马力的船的捕捞能力远远超过1万条100马力的。”一位渔民这样对记者说。

　　转产转业工程发挥了预期的作用，据象山县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之前每年都有200艘左右的渔船报废。大都是一些年纪大的渔民，选择把船交给国家，领取转产转业补助，主动退出了海洋捕捞。而随着2006年柴油补贴政策的出台，转产转业工程便大打折扣。从此，象山县再没有一艘渔船报废的记录。

　　后来随着商业资本的进入，马力指标价格越炒越高。动辄上万的指标让很多真正靠海吃饭的渔民望尘莫及。

　　“捕捞许可证和船网工具指标本来是不允许买卖的，但是私底下还是有交易。目前价格大概在1万元/千瓦，7000元/马力。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转产转业，正式捕捞许可证的补助标准是2500元/千瓦，远远低于市场价。一年的油补就有1800元/千瓦，两年就赚回来了，转产一次性才补助2500块钱。”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包希伟说，一个人有三四条渔船，每年的油补能拿到100多万元。“今年是按实际生产时间申请，你生产6个月就申报6个月油补，生产7个月就申请7个月。渔民就是为了油补他也要多出去的。”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副主任谢雷宁建议通过对渔民补贴结构调整，减少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比如，像拖网这种作业方式，对资源杀伤力比较大的补助少一点。对钓业或者流刺网，这种一般对渔业资源伤害都比较小的作业方式，补助比例高一点，这样就会引导他往杀伤力小、对资源破坏力小一点的方式上转。有的原来是拖网的，他可能就要往流刺网或者钓业方面去转。”谢雷宁说。

　 　“破窗效应”何时了 ？

　　在记者采访中，无论问到哪一个渔民，他也会说不能赶尽杀绝。现实中，他们却在躲避检查，并尽可能地将所有能捕到的小鱼小虾都捞了上来。

　　“渔业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你守规矩休渔了，但是别人还在捕，那我也去捕。这就形成了‘公地悲剧’和‘破窗效应’。他们在那儿捞没人管，那我也去捞。”谢雷宁说，“利益驱动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运气好的话，一条船一年就能挣十多万元。怪不得‘三无’渔船这么难取缔，根本原因就是利润太高了。”

　　成因复杂，也就意味着解决起来头绪繁多。东海“无鱼”，显然是一道难解的题。选择逃避，灾难性的后果只是个时间问题；选择面对，不从系统上周全考虑，极有可能是捅了马蜂窝又不好收场的结果。

　　2014年，海洋捕捞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浙江还是选择了面对，开展了以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绝户网”为重点内容的“一打三整治”行动。并首先从1万多条“无船名号、无渔业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渔船切开一条口子。

　　“单讲捕捞强度的增加也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三无’船只是其中比较严重的一个突破点。它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它是非法船。有合法船的违规捕捞，有非法船的非法捕捞。从非法船的非法捕捞开始，等这批整治好了，我们再处理合法渔船的违规捕捞问题。否则这个窟窿堵上了，另外的地方又露了。”谢雷宁说，打“三无”渔船是最能凝聚共识的，影响又非常大，1万多艘船，相当于合法渔船的一半。“这个势头起来以后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规范了，牵牛鼻子就是这个意思。”

　　每天有检查，每周有巡航，每月有行动，截至今年3月底，浙江全省累计取缔涉渔“三无”船舶11350艘，整治“船证不符”渔船5108艘，清理海洋禁用及违规渔具近9万顶，查处各类违法案件1482起，刑拘83人。

　　然而，浙江铁腕治渔的背后，并不像数字上写得这样轻松。

　　依法治渔任重道远

　　3月26日下午，在象山县石浦港附近的一个拆船厂，一片还算平整的空地上，摆放着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渔船，船体上漆着巨大的“拆”字。

　　为了增加震慑力，浙江对大部分“三无”渔船实行了拆解。由于很多船造价不菲，大点的甚至要上百万元，阻力可想而知。

　　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忙立祥以前是执法大队的，深知执法难度有多大。“有一次海上执法，那条船就一直跑，追了一个小时，后来他知道跑不掉了，船老大就跳到海里去了，救生圈什么的都没有，拿生命来威胁我们，执法人员赶快把救生圈抛下去。”浙江“一打三整治”遇到的困难有很多方面，老百姓理解的问题、部门协同的问题、区域联动的问题，但是在谢雷宁看来，最主要的还是法治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法律，只有他们在非法捕捞的时候才能抓，那些‘三无’船停在港口，我明知道它是‘三无’渔船，知道他要去非法捕捞，也没有法律依据抓他们。其实陆地上的港口管理应该是相对来说效率比较高的。你到海上去抓，第一很难发现他们。第二发现他们后你去追不一定追得上。第三即便你追到了，所花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往往要两条渔政船才能抓一条‘三无’船。所以说海上执法是一个成本高、效率低的执法，根本的管控是在陆地上，但是恰恰是陆地上的管控我们没有法律依据。”谢雷宁说。

　　“对相对人来讲，法无禁止即可为，对管理部门来讲，法无规定不可为。”为了配合“一打三整治”，浙江省人大去年对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某些条款做了修改。“就是说你停在港口，如果确定你是‘三无’渔船，就有了处罚的依据。这些条款的修改是非常重要的。”谢雷宁说。

　　除此之外，罚款额度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也是酷渔滥捕猖獗的一个原因。“按照现在的《渔业法》，罚个5万块钱，渔民根本就不当回事，我‘三无’渔船出去遛一圈，只要没被你抓住，捞一把就十几万元。咱们为什么很多事情很难，很多东西是不能入刑的。罚又是什么概念呢？”谢雷宁告诉记者，《渔业法》从出台到现在已经30年，当时5万块钱可以买条船，现在可能连一天的产值都不到。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打掉1万多艘“三无”渔船，浙江省海洋渔业部门已经满负荷运转，而在童加朝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绝户网，从北到南大量的绝户网，小指头都伸不进去。为啥？网眼大一点他就抓不到小鱼小虾了，产量就减了，这也是老百姓很矛盾的地方。大部分是从网厂来的，渔民说他们已经买不到合规格的网了。”童加朝说。

　　这绝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

　　凌晨三四点钟，舟山码头已经开始忙了起来。昏黄的灯光下，渔民与来采购的小商贩讨价还价，进行着现货交易。不时有车拉着新鲜鱼货奔向散落在城乡的大大小小的市场。

　　在浙江“一打三整治”活动中，诸如此类的购销市场也被列入了管控范围。“全省一盘棋，海陆联动，部门联动，大家一起干这个活。包括人社厅是劳动保障，经信委是管网具、造船监管的，工商局是管市场的，还包括公安（边防、海警）、商务、安监、海事等等，大家一起管这个事情。事实上，这也不是一个部门能做得了的。”童加朝说。

　　在创新行政体制、实施机构改革时，舟山市组建成立海洋行政综合执法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紧密型海洋联合执法。“我们对海洋渔业、港航、国土资源、水利、文化等多个部门的海洋执法职能进行整合，探索建立‘一个口子对外’的‘大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格局，实行一年多以来，有效解决了‘多龙治海’导致的执法缺失、低效、推诿等问题。”市海洋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说。

　　然而海水是流动的，鱼是游动的，求解东海“无鱼”，单靠一个省的力量显然不够。“我们这里管得很好，但是其他省份松的话，效果还是会大打折扣的。”谢雷宁说，“我们这里已经发现，在伏休的时候一些外地的渔船过来捕捞。还有跟外省交界的地方，一打他就跑到外省去了，船也不回来，人也不回来。看什么时候你松一点了他再回来。如果全国所有港口都在严打就好了，否则有很多后遗症在里面。”

　　根据鱼类产卵期、洄游期等的不同，各海区休渔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然而区域联动的缺失，显然增加了海上监管的难度。

　　“黄渤海跟南海和东海的伏休时间是不一样的，差一个月，他们那边开鱼了，我们这边还在伏休。”谢雷宁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这个课题应该是全国沿海所有省份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渔民上岸后出路在哪里？

　　从象山海洋与渔业局执法大队出来，天已暗下来了。张老大看了一眼街对面还没忙起来的海鲜排挡，一脸的茫然。去年底自己那艘小拖虾船被收了之后，老张就在石浦找点零工打打。50多岁的人，活路并不多，一个月做个三四天工，赚上几百块钱贴补生活。

　　“我们小船不好拖。最多一天拖100多斤。”说起偷捕，张老大有点不好意思，一张长年累月被海风吹过的脸尴尬地挤出了一点笑容，“船给收起来了，没办法啊。我也认为是对的，对资源保护是好的。”

　　上世纪90年代，在“造大船，闯大海，发大财”的鼓舞下，老张贷款打了一条合法的渔船，然而随着大规模钢质渔船建造热潮而来的，却是大范围的亏损：“本来船出去了，前10天船舱里是全部捕满的。接下去15天就不会满了，再接下去捕15天半仓也没有了，再接下去，饵料都拖上来了。”鱼也抓不到，又没有油补，还要雇工，顶不住压力，上世纪末老张还是把船卖了。鱼是不能捕了，未来的路怎么走？老张还是想靠海吃海，他说他想做渔业休闲旅游，但是单靠自己的力量也很难发展。

　　有人讲，生存权是最大的，生存的问题不解决，“三无”渔船显然还是要死灰复燃的。这也正是在“三无”渔船打掉之后，童加朝觉得浙江铁腕治渔正在节骨眼儿上的根本原因。

　　浙江1万多艘“三无”渔船的渔民，其中困难群体占了相当比例，这显然不是一个海洋渔业部门能解决的问题。

　　有人唱“黑脸”，那就得有人来唱“红脸”。浙江采取了“堵疏结合”的方式，全省所有沿海县市区都出台了转产帮扶、养老保险、促进渔民就业等相关配套措施。

　　而在谢雷宁看来，东海“无鱼”不仅仅是一个渔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渔民一个群体的问题，它涉及到资源、环境、渔区社会、渔民增收，还有整个渔区的平安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浙江的思路是这样的，以压产能、抓转型、健体制为核心，通过拓展远洋渔业、水产养殖转型提升、打造渔业全产业链等方式，推动渔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转变，构建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产业发展格局。

　　顺着这一思路，浙江把远洋渔业作为加快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来抓，如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的舟山就率先在2010年提出了“加快发展远洋渔业，打造一个海外舟山渔业”的奋斗目标，并于2012年启动舟山国家远洋基地建设。建设一个远洋渔业现代化专业母港、国际水产城、远洋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区、远洋渔船修造中心，同时还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渔业船队。

　　“依托母港，打造一个综合性远洋渔业集聚区，核心概念就是一个水产品交易市场，依托远洋水产品鱼货冷链物流加工园区，打造舟山的水产品交易中心、结算中心、物资配送中心。最后一块就是舟山远洋渔船修造基地，因为渔船进来肯定要装卸、投售、交易、补给，还要修船，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保守地说，一个远洋渔民可以带动7个岸上就业的机会。”舟山海洋与渔业局外经外事处处长陈斌对记者说。

　　然而产业链的形成是需要时日的，一股脑地进入休闲渔业游也不现实。解决好尤其是五六十岁这批处在夹缝中渔民的生计，显然比打掉1万多艘“三无”渔船要困难得多。

（ 来源：农民日报 ）